在汉字的庞大字体家族中，有一种书体既保留了楷书的辨识度，又兼具草书的流畅性。它居于二者之间，如行云流水，生动而优雅，这就是——行书。

行书是汉字演变史上最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字体之一，成为历代文人日常书写与艺术创作的首选，承载着汉字便捷书写与审美表达的双重需求。

董其昌临摹的苏轼行书（图自图虫网）

书写起源

行书的诞生源于实用书写的需求。

彼时，隶书虽为官方字体，但“蚕头燕尾”的笔法在快速书写时颇为不便。于是，人们在日常的文书、信札中，不自觉地简化、连笔，一种书写更快捷、姿态更流动的“草写”隶书开始流行，这便是行书的雏形。

行书的整理与推动，普遍认为源自东汉晚期书法家刘德升。“行书”这一名称，最早见于西晋卫恒所著的《四体书势》，文中记载：“魏初，有钟（繇）、胡（昭）二家为行书法，俱学之于刘德升。” 唐代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进一步阐释：“行书者，刘德升所作也。即正书之小伪，务从简易，相间流行，故谓之行书。”

魏晋时期，行书迎来初步发展。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，规范行书笔法，确立其“行云流水”的书写风格。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更是将行书艺术推向早期巅峰，被后世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

唐代书法艺术繁荣，行书在楷书法度森严的影响下，形成了兼具规矩与灵动的成熟风格。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李邕等书法家，将自身楷书功底融入行书创作，让行书既有楷书的端庄结构，又有流畅的连笔气韵。

行书在宋元时期达到新高峰，于各种书体中逐渐占据主流地位。苏轼的行书丰腴跌宕，融入文人意趣；黄庭坚的行书舒展挺拔，笔画纵横捭阖；米芾的行书沉着痛快，笔法灵动多变；赵孟頫则回归晋唐风韵，行书圆润流畅。

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集序》（图自图虫网）

明清时期，行书一方面继承宋元风格，另一方面又出现个性化创新。明代文徵明的行书温润秀劲，董其昌的行书疏朗空灵；清代傅山、何绍基的行书融入了金石气，风格独特。

纵观漫长的书史，篆书、隶书、楷书的发展都存在盛衰的变化时期，唯有行书长盛不衰，始终是日常书写与书法创作的主流字体之一。

代表作品

由于行书有体无法，又容易识辨，流传非常广远，书法大家们几乎都在行书领域留下了不朽的杰作。

东晋永和九年，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雅集，乘兴写下了《兰亭集序》。全文324字，章法、结构、笔法十分完美，二十个“之”字变化多端，无一雷同；字形疏密得当，重心平稳，兼具楷书的端庄与草书的飘逸。《兰亭集序》因笔误有涂改的痕迹，更添自然意趣，被历代书法家推崇为行书的最高典范。

《祭侄文稿》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侄子而作的草稿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。书写时，颜真卿随情感起伏挥毫，笔画时而粗壮有力，时而急促顿挫；笔笔奔放，圆劲激越，诡异飞动，锋芒咄咄逼人，可使人看到行笔的过程和转折处笔锋变换之妙，是唐代行书的巅峰之作。

苏轼被贬黄州期间，恰逢寒食节，触景生情写下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的《黄州寒食帖》。该帖充分表现了苏轼的处变不惊，在人生艰难面前保持超迈优雅的君子风度，笔迹匀净流丽，锋实墨饱，字势开张，行距疏朗空阔，给人以“端庄杂流丽，刚健复婀娜”的审美感受。

米芾的《蜀素帖》写于蜀地所产的素绢之上，全帖书五言诗4首，共658字。米芾用正锋、侧锋、藏锋、露锋等不同笔法，使整幅字呈现正背偏侧、长短粗细，姿态万千，各得其宜，表现出的纵逸豪雄、痛快淋漓的特点。

行书作品（图自图虫网）

赵孟頫的书法有浓厚的复古意味，但又能在出入古人之间，得以自出机杼，创造出一种笔画牵丝、结构润泽、借让精巧、形神兼得的雅媚秀丽书风。他所写的《兰亭帖十三跋》，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神韵，笔势流美、通篇畅达。

行书，这一汉字千年演变中绽放出的一朵奇葩，始于实用，成于艺术，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。那些照亮书法艺术星空的经典之作，是历经漫长岁月淘洗留下的艺术精髓，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审美领域的独特贡献。

 

 

来源: 中国艺术报 新京报